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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浦东30年|陈祥麟:上海汽车产业的曲折合资

  三十而立,浦东告诉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何书写一座城市新的传奇。中国奇迹的密码,是浦东三十年来的思想解放、制度创新,是一代人的艰辛探索和奉献。

  三十而立,浦东的崛起,不仅是崭新城市天际线的立起,更是中国昂首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步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人海潮·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口述”系列专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以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个开发区为切入点,采访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者、参与者、执行者,讲述那段浪奔浪流的进取故事,致敬那段激情似火的创业史,更为今天的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一个大历史视角。

  1984年蒋以任同志和我一起从上海市机电一局调到当时的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工作,分别担任公司党委书记和总经理。1986年12月我调离上汽,1995年8月再调回上汽担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这期间,中央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拉开了浦东开发的大幕,上汽也借浦东发展的春风迎来了新的发展。

  1995年9月1日,时任市委书记黄菊在上汽集团成立大会发表重要讲话,肯定改革开放上汽已经取得的辉煌成绩,要求20世纪最后五年上汽要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主要基地之一,成为上海名副其实的第一支柱产业。通用汽车项目落地浦东金桥,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标志性项目。作为亲历者,我有幸参与了上海通用项目的筹备和建设工作。

  上海大众汽车项目落地后,对上海工业和中国汽车工业的作用是巨大的,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成效显著,零配件配套三分之一上汽自己造,三分之一上海配套厂提供,三分之一全国各地提供,对全国轿车零部件制造的带动效应非常明显。

  1991年2月6日,来上海大众汽车视察。这时桑塔纳轿车经过6年艰苦奋斗,已经从起步时的年产三四万辆达到年产六万辆,国产率由2.7%提高到60%。参观中小平同志说:“我看你们的车间很空,生产线布置得很稀,说明你们还有潜力。我看你们可以生产一百万辆。”

  我们领会小平同志说的一百万辆,不仅仅是一个流水线布局的问题,实际上他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汽车企业的规模效应问题,没有规模成本就降不下来,竞争力就上不去。来上海之后,上海抓汽车的决心更大了,当月和1992年1月,上海连续召开两次振兴上海汽车工业万人誓师大会。

  1993年上海大众汽车创造第一个年产轿车10万辆的中国记录,上汽建成中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和上海第一支柱产业,在国内形成轿车制造的领先优势。但当时外部和内部都遇到新的挑战和问题,必须进行突破。

  突破外部环境制约主要是一汽和二汽明显加快了轿车建设的速度,他们本来就是“国家队”,实力强,上汽是“地方队”,只是轿车启动早了一些,形成了先发优势。国家队上来了,真正的竞争就来了,上汽必须启动新项目,才能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首先要有新车型,光靠一个桑塔纳车型,实现规模跨越是不现实的。桑塔纳属于A级车,上海汽车工业要发展,还需要B级车这样的中高级轿车。但上新车型没有那么容易。上海大众汽车技术和产品在外方手里,德国大众在中国有两家合资企业,明确中高级车在一汽大众生产。所以上海市委市政府考虑,必须要在汽车合资领域再找一家合作伙伴搞中高级轿车,并且要强化自主开发,不能受制于人。

  我们当时就想出去看看,去考察。1994 年 3 月至 4 月,蒋以任市长带领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总裁陆吉安和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组团出访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7 国 10 多家跨国汽车企业,就整车合作等事项进行洽谈。

  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通用和福特。早在引进大众项目的时候,我们就和通用打过交道。在底特律考察时,通用和福特都非常积极,很有诚意,并都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

  经过深入洽谈,1994年 6 月两家公司分别就各自产品、规模、投资、股比、技术开发、CKD 价格(注:CKD是以全散件形式作为进口整车车型的一种专有名词术语)、国产化和外汇平衡等问题提出合作意向。这些意向基本符合中方提出的合资项目建设指导原则,包括新建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双方股权各占50%;生产纲领第一期年产10万-15万辆中高级轿车;工厂建在浦东,建厂时间在1996年;1998年建成投产,起步国产化率为50%;实行外汇总体平衡;同时建立一个合资的技术开发中心,首期目标是车身开发等。

  上海市组织各方力量从各个角度对通用和福特的方案进行比较。分析下来,还是比较倾向于通用。比起福特,通用有几大优点:一是引进价格的优势。一开始谈的时候,通用和福特开价都是一亿多美金,后来都谈到了五千万美金。不过通用的这个报价包括两款车型,福特只有一款,这无疑是个优势。二是车型优势。福特当时拿来的车型是金牛座,造型比较时尚,但我们考虑引进的中高级车型主要还是作为公务车使用。而通用的别克轿车,造型比较稳重得体,适合公务使用。三是通用有完整的零部件体系,整车配套能力强,这对我们国产化是个优势。综上几点考虑,市里面决定和通用进行合作。

  随后,黄菊同志亲自带队进京汇报并表示,所需要资金完全由上海自己解决,不要中央一分钱。国务院副总理明确,如果这样国务院可以同意。

  1995 年 7 月,和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召开上汽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建设轿车项目汇报会,肯定上海轿车工业发展取得很大成绩,规模成本和管理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有条件进一步发展新车型,符合汽车产业政策;同意上汽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建设生产中高级轿车项目,填补国内空白;要求抓紧前期工作,尽早组织审批立项。

  项目还要送中央正式批准,拿到批文才行。这期间如果通用没有竞争对手“翘尾巴”怎么办?得稳住通用。时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吕福源就建议我们先和对方签一个备忘录性质的基础性协议,把谈判的结果白字黑字落实下来。这个协议对政府没有约束力,但是对合作双方有约束力。和通用沟通后,他们也同意签这样一个协议,于是定下来1995年10月在底特律签协议。

  临走的前两天,问题来了。黄菊叫我和蒋以任到他办公室。我们了解到中央对上海与通用合资有不同声音。黄菊建议此次去美国仅作为企业行为,让我自己去美国签协议。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因为如果政府代表不出面,可能会引起美方不信任。何况吕福源副部长和很多政府相关人员已经在美国那边等了,临时有变,怕会有所影响。所以我当时表示,此次作为企业行为我代表企业去签协议是没问题的,但是蒋以任代表上海市政府还是要出席的,要保持信誉。黄菊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还是让蒋以任去,并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价格再往下压低一些,福特和通用的报价都是五千万美元,对外没法体现通用的优势;二是不要宣传,因为项目政府还没批,所以一定要低调;三是这个协议是约束两家企业的,如果政府批准了就按这个协议来办,如果政府没批准那就算了。

  到美国后,我和通用提出价格上希望再让200万美元。通用研究后表示同意。这样,以4800万美元的价格敲定了合作协议。1995年10月30日,中美双方在底特律举行了基础协议签字仪式。虽然之前我们已经告知美方,要低调,不宣传。但对方在此次竞争中击败了福特,肯定想大张旗鼓宣传。所以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字仪式现场有美国记者进来了,并做了报道。而在国内,上海的媒体也迅速根据国外的报道进行了转载,《解放日报》还做了头版。

  我们在美国并不知道情况,一回国才知道事情搞大了。没几天,中央领导的问责就下来了。上面并不清楚基础协议和合同的差别,以为我们越过中央批文直接和美国签了。我们很被动,几番解释后,北京方面似乎对此无异议了。

  1996年春节,国务院领导来上海,提出中央已经同意上海与日本NEC合作搞总投资10亿美元的微电子项目,即909项目,上海新的汽车项目就不要搞了。我们分析这可能是之前基础协议风波以及当时国内对这个项目有不少反对声造成的影响。对此,黄菊同志表示要有坚韧性,慢慢来,继续做工作。

  在市里面的支持下,我们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事情开始慢慢起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两位领导对我们支持很大。黄菊同志向时任总书记同志作了汇报,同志十分理解和支持这个项目,至少三次在全国人代会等不同场合谈汽车问题,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总需要搞一些好一点的轿车,技术含量也高,还说汽车合资也要搞竞争,可以从另外的系统引进技术,博采众长。

  从1996年春节做工作做到了当年夏天,黄菊同志说,差不多了,可以尝试向国务院领导作一次汇报。正好总理听取“909”工程进展汇报,上海就争取连汽车一起汇报,徐匡迪市长和蒋以任副市长一起去汇报。同志听完汇报问:“有没有市场啊?”蒋市长说:“有市场,能销10万辆,我们作过市场调研。”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同志也说我们现在有的轿车质量不太过硬,老坏,是应该自己造些好点的车,也不要老是四只呼拉圈(指奥迪)。同志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就这样,我们的汇报被通过了。

  从1994年春天出去考察,到1996年10月国务院通过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两年时间中,在审批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上海一边做上面工作,一边进行项目的筹备工作。总体上既要遵守规矩,也要追求效率,有时候会产生冲突,冒点风险。在这一点上,我们上海的领导是很有担当的,看准的事情,坚持不懈做下去。这就是黄菊同志说的“坚韧性”。

  1995年10月,我们决定让正在美国学习的集团副总裁胡茂元兼任上海通用总经理,并提早结束学习回国主持上海通用项目。项目组一个月就完成并上报可行性报告,有关部委研究后一致认为,该合资项目是国内汽车合资项目中合作条件最有利的一个。

  1997年1月1日,总理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并通过主任关于上海轿车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而后,蒋以任、和我再到美国,和通用草签了合营合同,并约定3月25日趁美国副总统戈尔访华期间,请总理和戈尔副总统出席正式签约仪式。不料,上海报到中央的计划得到的回复是,这次还是草签,等10月份主席访美的时候再正式签约,原因就是上面还是反对声音很多,领导压力很大。

  蒋以任向黄菊汇报,黄菊担心继续和美国人草签,反反复复失去信用容易功亏一篑,所以提出还是要坚持“坚韧性”,蒋以任带领胡茂元等同志火速进京,“跑部”争取支持。3月22日,他们一天之内跑了6个部委,与9位部长进行沟通,将项目文本送进了国务院。

  同时我们也联系美国通用公司,请他们尽最大努力争取让戈尔参加通用合作项目的签字仪式。美国通用积极努力,戈尔同意出席签字仪式。消息反馈到外交部,外交部回馈:既然美国副总统要参加通用项目签字仪式,那么原定的草签就改成正签!

  1997年3月25日,上汽集团与美国通用公司合资项目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国务院总理与美国副总统戈尔出席。至此,当时最大的中美合资企业、总投资额超过15亿美元、双方股份各占50%的上海通用项目终于尘埃落定。

  建设上海通用项目,就要考虑在哪里建厂的问题。当时有好几个区来找我们,给了很好的政策。但是黄菊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带动正在进行中的浦东开发开放。他说浦东需要有大项目支撑,不能完全算经济账。我们也同意落地浦东,但浦东的开发成本很高。美方开玩笑说,你们的地价比巴黎还贵。我们向市里反应,最后时任市长徐匡迪定下来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低的价格,美方也表示认可。最后,确定放在金桥开发区,给了我们两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金桥的自然资源并不好,地都是荒地、沼泽,路也没有的。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用了23个月的时间就建设好了上海通用。

  1996年12月,黄菊到上汽现场办公,要求上海通用项目做到“1998年年底出车,1999年4月批量投产,同时国产化率达40%”。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达到既定要求,上海通用中美双方负责人胡茂元、墨菲和陈虹带领一千多名中外员工,在浦东金桥克服重重困难,打破常规、大胆创新。在工作步骤上,各工作步骤同时开展,并行运行;在施工步骤上,采用立体操作,上下项目同时进行。冲压、拼焊、油漆、总装等几个车间同时平行操作,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效率。上海市重大工程办公室也花了大力气,及时协调反应问题,推进项目落实。

  1998年12月17日,上海通用总装车间举行了第一辆别克新世纪轿车下线仪式,美国通用董事长史密斯亲自来上海参加。黄菊同志启动别克轿车生产线按钮,史密斯和我一起坐着第一辆别克车缓缓驶下总装线月工厂建设打下第一根桩,仅仅过去了23个月。23个月建设一个新厂,上海通用创造了又一个“上海速度”,这在世界汽车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个奇迹。史密斯觉得我们的建设速度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把美国通用的管理和车技术带到了中国,而你们把中国速度带到了美国,我要让我们通用的人都过来学习。

  1998年12月17日,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首辆别克新世纪轿车驶下生产线。上汽集团供图

  作为1998年上海市一号工程的上海通用项目正式竣工,实现了黄菊同志要求的“两个后墙不倒”的第一个目标,也为第二个目标——1999年4月正式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4月12日,上海通用如期正式投产。这时投产的车型不仅包括别克新世纪,还有别克GL、GLX两个变款车型。上海通用的产品采用当时国际市场上主流的技术,而且产品定价性价比高,所以订单不断。上海通用建成当年即盈利,又创造了一个新的速度。

  1999年底,上海通用又迅速推出了别克GL8商务车。GL8商务车是一开始和通用谈合作的时候就包含的车型,只是因为当时上面反对上海上商务车型,所以没有公开。GL8是当时全球排名第一的商务车,我们的商务车产品一推出,国内车厂的其他品牌商务车也都推出来了。

  上海通用项目对于上海乃至国内汽车工业发展意义都是巨大的。通过中外合资的方式,我们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并且消化、吸收及国产化攻关,加速了国内汽车工业的技术进步,并带动了国内汽车工业体系整体制造技术和产品水平的大跨越,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升级。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提高了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另一方面则是提升了自主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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